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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国家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所要采用地政策是不同的。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国内局势底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军政已经结束，国家将进入训政时期。
而这一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争议较大。胡汉民认为，国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全部遗教，足可作为约法，因此国民政府并不需要另行单独制定约法。
中原大战后，鉴于国民党之分裂，在开封的蒋总司令于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而这时党内却出了问题，蒋总司令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党内四大元老之一的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反对。而胡汉民就是蒋总司令早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早在1928年，国内局势初定，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大力倡议试行五院制，企图通过五院制这种分权的形式来管理国家。
蒋总司令审时度势，表示赞同胡汉民的这一主张，并推举他为立法院长。胡汉民当上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后，投桃报李，力挺蒋总司令做国民政府主席。
并且在他大力支持下，1929年蒋总司令把李宗仁、白崇禧赶回到广西，把李济深从广东诱骗到南京扣留。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蒋、胡二人联手配合，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党籍，给汪精卫书面警告。
中原大战期间，如无胡汉民在南京撑腰，蒋总司令是很难战胜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综仁等组成的统一战线的。
而中原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蒋总司令提出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目的是通过约法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这是他的宿愿，有其思想根源。
30年代初，蒋总司令看到德国复苏那么快，对法西斯理论推崇不已。他认为实行法西斯统治，国家至高无上，牺牲个人为国家，“最有效能”，很适合中国国情。
而立法院长胡汉民却认为这样搞集权制，变五院院长为执行者，这明显背离了孙先生遗教，于是他公开的表示反对。
1931年1月5日，蒋总司令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做两件大事，其一是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其二是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胡汉民知道后在立法院的纪念周上作了针锋相对的演讲，随后又发表公开谈话，重新阐述了国民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一再强调要遵守孙中山的遗教。
此后，双方开展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拉票战。
1月20日，蒋总司令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派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亲自选人，以中央党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监督代表的选举。
然而，情势对蒋并不好，除直接控制的浙、苏、皖、沪以外，绝大多数的选票都将不会投给蒋总司令，这就意味着如果蒋总司令在国民会议上进行总统选举的话，蒋总司令只能得到32％左右的选票，而68％的选票都将属于胡汉民。
形势对蒋总司令及其不利，这是调回贺衷寒，也有出谋划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