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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瑜耸了耸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也许会有麻烦。”
“我觉得也许不是麻烦。”陈安平说道，“不如我们去五号同志那里一趟。”一边说着，陈安平走到了房间的电话旁开始给五号同志打电话。孙瑜在一旁听着陈安平在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之后，一直不停地说是，孙瑜一时之间也没有心思去听五号同志在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了。
因为陈安平的缘故，这些历史上的糟糕事件发生得很有节制，tg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以一旦它自身的立场不站在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一边，它本身就被取消了哲学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是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这个国家的性质就改变了。譬如国家由大资本家联合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那么即使它在他的国会或者议院放上几个劳动人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的问题是，官僚们本身催化了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作为劳动人民委托的代表，官僚阶层本身把持着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王亚南同志早就认识到，为了统治，一个官僚阶层是不得不存在的。
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所谓的历史一乱一治的循环论就指向了这个问题。主席同志当时信心十足回答人民民主的监督会克制住这个问题。
在进入北京城，建立全国政权的前夕，主席同志同样对于这个问题发出了警告，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里有一个心态的转变问题，tg党员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最初的意愿和意志贯彻下去而不是追随着历史的旧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57年的运动，原本希望发动一场党外针对党内的监督运动，结果没有料到那些旧时代出于人上人的地位的民主人士错判了形势，光明正大地将轮流坐庄的念头抛了出来。夺取政权这个最大的矛盾将党内和党外严重对立起来，逼得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这里面又有谁在借机浑水摸鱼，搅乱局势，将问题扩大，这是一个很难知道的事情了。当年那些公开的发言还留在历史的报纸上，如果去仔细阅读就可以知道后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不如他们的前辈多矣。
当政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倦怠也就越严重，当初包含理想奋进的革命者，逐渐被培养成为了守旧的官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始终太少，所以很难创造出一种新思维，旧的思想的沉淀逐渐发挥其影响。革命的旧人也会堂而皇之地认为，既然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那么也自然应该由自己来坐，带领自己打天下的领袖应该自然而然地论功行赏，将自己的地位固定化。
这正是某位领袖所担心的，某些人疯狂吹捧的前七年和前十七的成绩，大有认为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应该如何如何的意思，但是前七年和前十七年所产生的问题认识则很不深刻。这些问题积累起来会不会有一个总的爆发？就如同改革开放12年以后，一波下岗潮将中国经济问题总爆发出来一样，当时领导同志驾驶着飞机硬着陆了。又如医改之后，矛盾的积累以医患关系紧张，有人拿刀对着医生乱捅爆发出来；又如房改了之后，经济的发展，问题总积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房价暴涨的形势爆发出来等等。
就好像美国人、欧洲人借钱太多以债务危机的方式问题爆发出来一样，欠的钱总是要还的。
封建的思想重新占领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件难以猜想的事情，tg党员虽然多，但是和整个国家来比还是一个少数，那些曾经存在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天然地垄断着一些领域的地位。所以问题在某些领域显现出来再正常不过了。
封建思想的残渣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洋面包的冲击，整个中国概不能免。于是血统论居然堂而皇之地被提了出来。在tg的内部，关于革命接班人的想法也带有普遍的封建思路。当然，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所产生某种传统，在政权草创之时，所有人同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资望是领导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主席希望维系住党的立场，又对已有的官僚人员失望，他所寄望的新鲜血液自然承受了已有的官僚体系最坚决的反对。
这让孙瑜想起了梦如神机那部著名的小说来——所谓的十大神将，三大天尊才有天帝的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封建的思想的证明——但是你又不能否定它具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当体系的成熟胜过了个人的威望的时候，交接班制度才能够威严地树立起来，这个时候共青团就发挥最大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