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四章 张汉卿要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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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汉卿和姜分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十一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汉卿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汉卿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汉卿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汉卿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汉卿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汉卿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汉卿，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东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十一月锦州事变中，张汉卿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致姜分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十二月三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汉卿）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汉卿：“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姜分亦于十二月八日致电张汉卿：“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十二月二十一日，张汉卿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汉卿抵抗，十二月二十五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汉卿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十二月三十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一九三二年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九月十八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姜分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汉卿和姜分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汉卿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姜分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汉卿下令撤退，而姜分日记表明其迟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张汉卿在东北一九三四年二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任武昌行营主任，十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工驻工农国际代表王名在莫斯科以中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姜分到西安督战。张汉卿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姜面谏，却遭到姜拒谏。姜分令张汉卿、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国工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姜分请愿示威。姜分强令张汉卿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汉卿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汉卿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汉卿与杨虎城兵谏姜分，共同逼姜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当天，张汉卿、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姜和放姜的争执，但张汉卿、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姜分。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汉卿商议释放姜分的四项条件：一是姜分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东国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最终还是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汉卿主动乘飞机送姜分返回南京，结果却遭到了扣押。杨虎城则出国考察去了，知道抗战开始了才回国。可杨虎城刚回国没多久，也被姜分扣押了。

    张汉卿与杨虎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一九四一年五月张汉卿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汉卿关在麒麟洞，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一九四四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姜分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汉卿。不久之后，张汉卿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一九四六年十月被送到台湾，一九四七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一九五七年十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一九六一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生活。张汉卿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一九六四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姜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张汉卿最终于二零零一年在美国病逝。杨虎城则在一九四九年于重庆被杀。

    纵观张汉卿的一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很有头脑，做事也很有条理。虽然因中东路事件被苏联狠揍了一顿，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但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悬殊。等到了九一八事变了，突然间脑袋不灵光了。最终丢了自己的东三省老家。好不容易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脑袋灵光了，可没想到事变一结束脑袋又不灵光了，居然主动送姜分回去。此后他的脑袋一直不灵光。好不容易等到姜分死了，自己终于有机会回到东北老家了，他却远遁美国，最终客死异乡。如果当年张汉卿辗转回到中国大陆，中国早就完成统一了。

    可别认为这是说笑。

    事实上，当年的张汉卿虽然手中无一兵一卒，但他的影响力还是有的，特别是对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老兵来说。要是当年张汉卿回到大陆了，那些老兵十有八九都会嗷嗷叫地回来，要是台湾方面胆敢弹压，势必会引起兵变，到时候大陆方面可以毫不费力地拿下台湾。

    而且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期，苏联处于战略扩张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前苏联，中美两国必定会联合起来。到时候身为台湾主子的美国一发话，要求台湾方面和大陆方面进行和平统一的谈判，台湾方面敢不答应吗？相信到时候中国的统一指日可待。

    要是上述真的成为了现实，哪儿还有后世一直存在的台海问题。中国，整个国家的安全形势，势必大为改观。日本都要仔细掂量掂量稍微惹中国不高兴的后果。美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中国。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汉卿是国家罪人、民族罪人。

    偏偏这样一个人在后世还被评选为“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想想也是，在后世，尽管工农党在陕北实现了三大方面军的成功会师，但总的来说，工农党的军事实力也太弱小了点，兵不过五万，弹药数量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姜分正集结重兵，准备对工农党发动最后一击，彻底消灭工农党。结果谁知道张汉卿给他来了一出兵谏，弄得姜分不得不当着所有人的面，放下了手中正砍向工农党的刀。可以说张汉卿挽救了垂死的工农党也不为过。这样一个大恩人，要是都不好好感谢一下，那还了得！？

    这一时空的西安事变后，张汉卿还是被姜分扣押了，这一扣押就到了抗战结束了。本来姜分还想将张汉卿继续扣押下去，但张汉卿却像姜分表示自己要去见李斌，要李斌任命自己为东北地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相信李斌一定会答应的。

    本来姜分是不打算让张汉卿去的，但因为孔二小姐和孔令侃的事情，宋美琳心烦意乱，眼下宋美琳突然发现一个就处二人的机会摆在了她的面前，他当然要积极争取了。

    于是姜分被迫同意让张汉卿去见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