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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领导内行，政治代替专业，一意媚上……这些官场弊病，在回河之争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醉翁，朝堂衮衮诸公，无不是孔孟门徒，学的是儒家教化，诗词歌赋，文学造诣，冠绝历代。可是孔老夫子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治河，孟老夫子也没有教给后人理财，至于天文、历法、算术、测绘、地理、工程……更是一点没有，光是会做人，就能做好官吗？光是品行高洁，就能富国裕民吗？”
“先秦时候，儒家弟子尚且学习六艺，汉唐的诗人儒者，无不能提三尺剑，为国戍边，征战沙场。到了大宋，承平百年，文恬武嬉，儒者皓首穷经，再也不能仗剑杀人，更舍不得亲力亲为，只知道闭门造车，坐井观天。假如朝堂之上，能有一半的大臣肯沿着黄河走一走，肯拿起尺子，测量河道落差，肯观察水势情况，就断然不会支持恢复故道这种荒唐的主张！”
王宁安沉重说道：“醉翁，晚生不敢诋毁儒家经学，但是晚生以为光靠着经义，远远不够，朝廷需要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醉翁应当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替大宋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晚生不才，愿意倾尽全力，辅助先生，不管用钱，还是用人，晚生都竭尽所能！”
听完了王宁安的长篇大论，欧阳修震惊了。
王宁安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角度。
以往欧阳修总是认为夏悚等人主张回河，是私心作祟，不顾苍生黎民，是小人，是奸佞……至于富弼和韩琦，他们没有仗义执言，没有劝谏皇帝，就是逢君之恶，失去了风骨，十分可恶！
正因为失望，欧阳修才想辞官不做，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可是王宁安的一番话，让欧阳修有了更多的思考。
自从科举制确立以来，以文章经义选官，只要学问好，就能牧守一方，宰执天下，这并没有错，可是光有会写文章的人成吗？
儒家子弟总是宣扬一窍通百窍通，懂了圣贤之道，学会了最高深的学问，其他的东西还不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
欧阳修曾经深信不疑，可是这些日子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彻底动摇了。
王则叛乱，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马，他束手无策，面对黄河改道，他几次上书，却石沉大海，一点用处没有。
圣人之学，说到底是教人做人，做官的。
唯独没有教人做事！做实事！
官员想的是利害得失，想的是头上的帽子，屁股下面的位置，就拿富弼和韩琦来说，几年之前，他们是庆历新政的干将，不计得失，一心为国……经过了挫折之后，他们锋芒收敛，变得温文儒雅，举止有度，堪称标准的宰辅。
回河之争，他们不再以苍生为念，失败了又如何，反正有夏悚顶着，成功了也不过是贾昌朝捡便宜……
天下事坏就坏在了党同伐异上！
要想治疗痼疾，最好的办法就是专业。
“醉翁，其实阻止修六塔河并不困难，只要计算出河道落差，还有黄河的水流量，一尺长的脚，总不能穿半尺的鞋吧？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我大宋的士人缺少务实精神，凡是靠着想象，靠着脑袋一热，全凭感性热情，缺少理智思考，又人云亦云，盲目跟随，才会出现一大堆的问题，晚生以为，纠正世风，大力办学，刻不容缓，醉翁以为然否？”
欧阳修愣了一下，突然老脸通红。
初到沧州的时候，王宁安就和他辩论过庆历新政，这一次王宁安的话，又点出了更重要的问题。
当初几位相公不就是为了洗雪西夏之耻，急于富国强兵，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脑袋瓜发热，一股脑抛出一大堆的新政，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草草收场……假使当年能仔细研究推敲，真正去走访百姓，下功夫研究，提出的策略更加合适，庆历新政没准就能推行，大宋说不定就会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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