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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统帅不仅要有伯乐之才，而且还要考察品行操守，相心相德，知人善任，不能以貌取人，不能拘泥于方法，要善于从内心中去观察，从行为中去辨识，这才是能够做统帅的人。
度量他人之心，知其心之所趋。
揣度天下，透视国情，观其财物之有无，民财之多寡，军力之强弱，君臣之贤愚，天时之福祸，国运兴衰存亡。
心机谋定而后动。
如果没有伯乐之才，就是本领再高，也难成大器，所以说是事在人为，而不在定数。
刘邦在夺得天下后与群臣议论道：
我和项羽争夺天下，为什么最后天下是我的？
大臣们七嘴八舌的总结了一通，刘邦听完各人的回答后说：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赏，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可是这三个人都能为我所用，所以我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呢？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丢掉了天下。
很明显，刘邦不仅能识才，还善于用才，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还善于驭御人才。
与此相比，项羽就差多了，不能识才用才，不讲谋略，怎么能不失败。
所有能够成就大业的伟人，都非常重视人才。
就是女皇帝武则天，也同样重视、爱惜人才。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
武则天看过后并没有铁气。
而是感叹他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并且为没有将如此优秀的人才，网罗到朝廷而感到惋惜。
认为这是“宰相之过”。
三国的曹操也是一个识才、爱才之统帅，同时也是一个伯乐，他不仅能聚才也能用才，使众多超卓才能的人士，为他出生入死而不悔。
在他的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最终能够雄霸中原，成为三国中的最强者。
他的麾下，文有荀彧、荀攸两叔侄，郭嘉、程昱、贾诩、刘晔、吕虔、满宠、毛玠等，人人足智多谋；武有典韦、许诸、徐晃、张辽、张郃、李典、乐进、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个个勇冠三军。
刘备麾下人才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
谋士基本上只有诸葛亮与庞统，但却是整部《三国演义》中的最重量级智囊，号称“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
而刘备二人兼得，终能从困境中夺得三分天下。
武将中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及魏延等，只有吕布、典韦、许诸、张辽、徐晃、孙策、甘宁等能够比肩。
孙权手下虽然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
但人才众多，“群狼汹汹能敌虎”，且三世治理江南，根深蒂固，力量自不可小视。
文臣中张昭、张紘、鲁肃、吕范、诸葛瑾等一时名士；武有周瑜、吕蒙、程普、黄盖、甘宁、凌统、蒋钦、周泰、陈武、潘彰等，忠心耿耿，保卫江东。
这样的事太多了，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曹操。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
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
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这是对当时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
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
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
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
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
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到这些人的致死效力。
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就能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
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
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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