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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明那这么低的税率，国库的钱财应付正常的政府开支是足够的，但一旦遇到动乱、打仗怎么办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
有明一代，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人丁银为140万左右，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都只是一个零头。
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而人丁，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逃税严重，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人丁银聊胜于无。
明末崇祯十四年间，农税2000多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税法。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麦580多万石，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草1300多万束/包、丝绵320万两、白麻12万斤、棉花25万斤、绢25万匹、棉布18万匹、钞6500多万贯、钱8200多万文、茶叶20多万斤、胆矾22万斤、铁44.8万斤，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每亩田赋银1两加征1钱）、均输（每亩田加征1分4厘）、剿饷（每亩田加6分，专为镇压农民起义用）、练饷（每亩田加征银1分，全国要加足734万两）。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而这两千一百万并不全是田赋，属于田赋的，为辽饷650万剿饷280万练饷481万，合计1400万田赋。也就是说，加入了三饷后的田赋岁入，为2100+1400=3500万两。
崇祯明白自从加了三饷在赋税上，现在是，征无可争，大明朝已经是狼烟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祯十五年初，大明的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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