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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礼让三分。
庄上河岸上的一户叫石新气的家庭，父母年迈，自己体弱多病，还有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家有三亩薄田无人耕种，无法生活。
找到刘福禄，他一时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问师先生，他提议道：“对于这种家庭，外面有个搭伙共妻的方法，不知可否。”
刘福禄一时不解，师先生解释道：“就是给这家人找个能劳动的后生，帮助耕种其家里的田地，农闲时候打些零工，等其子长大了方可延续家庭之生存。”
虽然师先生只是说找个能劳动的后生，帮助耕种其家里的田地，农闲时候打些零工，并没有点名是个怎样的搭伙法。但是刘福禄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真是感激来到庄上做的每件事都得到了师先生的指点。
刘福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里长，让他取个意见，老里长道：“这事在庄上已经有过先例，只是到后来没人撮合，既是保长有此举，实乃忧乡忧民也。”
能够得到老里长的支持，刘福禄就不怕有人嚼舌了。便找到石新气，跟他说明此事，问他能不能接受，石新气哪有不同意的，眼看自己有病缠身，家里妻儿老小无人照顾，三亩田地无人耕种，这也是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呀。
搭伙共妻是优先其同门同族兄弟，石新气是个独户，是大灾荒随父母从河南逃荒到这里的，定居后买了三亩旱田，靠打短工种地维持生计。
既然没有同族兄弟，就只好在乡里寻个合适勤快的后生，一是乐意，二是勤快，三是忠厚。
刘福禄得到了石新气的同意，就在临庄找了一位名叫宋会义的单身后生，相互认同后，双方立契约一份：
庄民石新气因抱病无力挣钱劳作，家下尚有年老父母，儿子未满十岁，居家需有人照顾，凭中人说允，愿将自己贤妻史仙桃送与宋会义名下搭伙，言明身价洋钱四佰元整，当面交清，分文不欠，若有官钱使用，两家分纳，家有三亩薄田需春种秋割，农闲时打短工每年交与小洋钱三百，搭伙时日至儿子年方十五岁，期间若跟史仙桃生育儿子则继在宋会义名下为其开门续宋家烟火，倘有天灾病祸，各由天命。恐口无凭，立字为正。
立字人：宋会义石新气
中人：刘福禄书人：王存云光绪十八年三月
石新气跟宋会义搭伙共妻三年后，石新气病死，宋会义跟史仙桃的契约还没到期，其儿子到了十五岁后，因石家老小跟宋会义有了感情，经中人说合，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
刘保金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次年考准进士二甲。黎侯镇县太爷王福新的大小姐王淑芸随丫鬟米雅在刘保金乡试期间因听说刘府闹“喜帕”风波，知道其婚事有变，便差主簿黄世荣到刘府给大小姐提亲，没想到人家澄清了是非，给其岳家发了“喜贴”。
二年后，刘保金考准进士，就把大小姐拖着的婚事定了，做了刘保金的侧房，一个县太爷家的千金小姐做了一个进士及第的侧房，虽有失颜面当也是门当户对，女儿乐意，也即罢了。
刘福禄自小闯荡江湖，大灾荒后归了故里，被庄上几个大户故意推举他做了里正，实是想戏弄与他，却适得其反，让他在乡里兴教创新大展宏图。儿子刘保金更是喜事连连，金榜题名，前途无量。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光绪二十年，刘福禄的填房妻子桃杏和出生的儿子先后死亡，桃杏得的是伤寒痨疾，儿子犯了天花。
桃杏死后，刘福禄又讨了一房媳妇，纳了两房妾，他不信占卜不怕鬼神，却信家庭人丁兴旺的道理，只要有人，就不怕断了香火，祖祖辈辈都不会走到违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步。
河口庄几个大户在那年罂粟被盗抢后，受了损失，第二年除王老别少量种植外还有几户跟风的。虽然在罂粟成熟的时候雇有家丁日夜看守没有受损，却亲眼目睹了外乡的种植罂粟大户被盗抢的颗粒无收的惨状，也给他们带来了长久的心里平衡。
盗抢罂粟者还是打着“游风显灵替天行道”的旗号。各地报官府捉拿，却还是派营兵敷衍一下，也没抓到一个“响马”，种植罂粟的大户，落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结局。
有人开始猜想，虽然咸丰九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凡种粮大户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造成粮食产量迅速下降。“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至光绪三年发生的“丁戊奇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里，因乡民纷纷效仿罂粟种植，使有钱买不到粮食，出现了“斗谷五百银”的天价生意。
针对“膏腴之田少有五谷之土”这个现象，像扈万坤这些明白官员，是对大户种植罂粟乡民纷纷吸食鸦片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对于那些盗抢罂粟的“响马”，只要没有祸害百姓，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管非管，任其发展，致使后来，出现了不止一个韩德明、靳义堂打着“游风显灵替天行道”的大旗来专门盗抢种植罂粟大户的“烟民”队伍。
致使后来，大面积种植罂粟的大户逐渐减少，即使有也是小心谨慎由家丁日夜守护，生怕到头来落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致使后来，河口庄在刘福禄的治理下，吸食鸦片的贫苦乡民百无一例，外乡人也纷纷效仿刘福禄的治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