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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堂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阎锡山委派的国民党县长聂士庆主持大会。
大会开幕后，先由聂士庆假惺惺地讲了一番抗日大道理，接着说：“这次大会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大会，是全体民众抗日的大会”。
接下来，由27军军代表讲话，随即由中共代表张變堂讲话，张县长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肯定了合作抗日的必要性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团结抗日提出了七条建议：
一是消除一切反动宣传；二是坚持合理负担和双减政令；三是机关一切人员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反对贪污腐败；四是救济难民保障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五是向地主、富农清处剥削账；六是贪污抗日公款者以汉奸论处；七是要求县长向代表交待清三年来公粮收支账。
张變堂提七条建议之后，我党抗大分校学生代表齐云、齐心和群众代表群情振奋，振臂高呼，强烈要求聂士庆做出回答。
聂士庆听了这七条咄咄逼人建议，再看看会场上群众愤怒的目光，显得十分狼狈和恐慌，感觉情势对自己不妙，就赶紧堆起笑脸，附和应对道：“这些我一定照办。”说罢，他耍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以阎长官叫他开紧急会议为借口，指定县财政局长刘恬暂时代理县长之职，继续主持会议，便匆匆溜之大吉。
这一下，惹恼了参加大会的民众，愤怒的群众转身将代县长刘恬团团围了起来，要他交待三年来的钱粮收支账，而刘恬却说：“我只是代理县长之职，这些事我根本管不着，还是让聂县长自己回来交待吧。”
他这一态度更激怒了在场民众，几个牺盟会会员冲上前去把刘恬的手提箱夺过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黄金白银，当场没收。并被群众拉到大街上进行游斗后处决。主犯应该是聂士庆，帮凶刘恬为他当了替罪羊。
12月中旬，阎军发动政变，聂士庆带着晋绥军前来报复，张變堂得知信息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迅速抓捕了聂士庆手下的汉奸、特务，长治县抗日民主机关撤退到了平顺县大后方。反扑回来的聂士庆对全县共产党和牺盟会等抗日力量进行了大清剿，西火镇进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此后，聂士庆又与日伪秘密来往，暗中投靠日军，彻底当了卖国贼。
一九四〇年初，日本一个中队开进了荫城镇，随后又侵占了西火镇，聂士庆在晋绥军独八旅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来到西火镇，开始与日伪形影不离，又是抓共产党和抗日志士，又是帮助日伪物色维持会长，印制良民证，与日本鬼子同流合污、祸害百姓。
西火镇位于山西长治县雄山东麓上党南界，东与壶关县为邻，南与晋城市高平、陵川接壤。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杀戳和聂士庆的淫威，西火人没有屈服。
恰在这时，太南区委通过地下党传来指示：“西火不搞维持，西火这块阵地不能丢，现在西火不维持就能拖住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的腿。”
太南区委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除一些地主、富户们屈服于日伪和聂士庆的淫威同意维持外，大多数人反对维持，大家说：“不管受多大磨难，也要保住根据地，支持八路军抗战到底。”牺盟会、自卫队还贴出标语，发出传单“谁搞维持，谁就是汉奸，我们就消灭谁！”
为了取得斗争主动权，地下党组织通知抗日武装采取“疲劳战术”袭扰敌人，他们将村里的民兵分为若干小组，并通过与周边村庄的民兵协商，相互接迎，隔三岔五地在深夜到日伪机构和聂士庆居住地“老当铺”院墙外鸣枪放炮，直搅得那些家伙又是增加岗哨，又是修筑墙体，一个个宛若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日伪军只好撤离了西火。
聂士庆在西火几次碰壁，越想越气，便先后多次派联络官跑荫城驻日“据点”和长治“红部”，请求日本出兵驻扎西火。
最终“红部”答应派冶狐小队在西火村边的关岭山要塞驻扎，准备征民夫，修碉堡，筑炮台，炮口枪口直对西火进出口，谋图卡住八路军通往长治、壶关、陵川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西火镇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又将面临灾难的严峻考验……
西火怎么办？怎样能保证西火不搞维持？保住抗日根据地这个“棋眼”？成了申斗金地下党的当前重大问题，但申斗金万万没料到的问题出现了。
盘踞在壶关县常行村的国民党顽固县长赵如镐和壶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马成骥，早就怀疑申斗金肯定是“地下党”、“暗八路”，曾多次向聂士庆打招呼，要求聂设法处置他。
聂士庆前段时间忙于发动“十二月政变”，没有顾及马成骥请求处置申斗金之事。近期又多次到荫城日本据点和长治日本红部求援，日本答应了聂的请求，不久将派兵长期进驻西火镇。于是他才顾及这事，联想起了申斗金拒任维持会长羞辱他的事，不由气打一处来，随即安排荫城镇的维持会，立即动手处置申斗金和“同懋德”杂货店。
一九四〇年五月的一天中午，一位地下交通员获得这一信息后，立即报告申斗金，要他立即转移，申斗金思考后说：“我一个人好说，西火怎么办？店中这么多资产绝不能给日本鬼子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