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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良三个谈了到新城挖煤的任务。李心良负责矿井保卫工作,解决根据地驻军、部队机关团体以及群众烧燃困难等问题。
他们接受任务后,立即出发,一共去了五六个人,周刚担任经理,领导全面,李心良担任老博士(技术员),负责挖探等工作,栗旗书专管煤矿安全保卫工作并负责发展矿警工作。
新城煤矿就在游风约一带新城村一个河滩里,下边煤层很薄,新城镇东西南紧靠壶关县三区的石坡、双井、杜家岩一带,是和国民党顽固派争夺的重要地带,我们专署去新城挖煤,吃住都是靠群众自己给解决的。
四〇年后半年,县领导侯国英、吴树修、张树芝等就在双井居住,因为双井村地势特殊,四周都是高山,就像个“凹”字型,敌人一般不敢进村。
住在这里,首先烧煤就是个问题,所以,领导们每天挑着萝头要到界南边缘地区挑煤,当时就是常行国民党占领着的常行煤矿有煤,由界南的我党人员派群众将煤送到界北安全地带,再由县委县府的领导们担回双井。
侯县长个子小,每次担80斤,张树芝、周刚、栗旗书要担100斤。往返路程一天要达到50里。脚上起了泡就挑破用布条包好再去挑,不能歇懒了不去,那样反而不能再走路,一直运动,血泡慢慢就磨成老茧了。
有一天栗旗书忽然发现一个给他们运送煤炭的一个人像是哥哥栗旗尚,在当时的情况下,壶南特务遍地,都是老百姓打扮,壶南的同志跟壶北的同志即使见面认识也不能打招呼。
哥哥不是在黎城县吗,怎会来到壶南常行村呢?他不知道栗旗尚救戴一之(刘保顺)的事,也许是看错了?
再一次去挑煤的时候,栗旗书将自己重新扮装了一下,头上还裹了块手巾,他是想再一次仔细看看上次见到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哥哥栗旗尚,他还不想让他认出自己是栗旗书,这样对他来说稳妥些,毕竟他是跟县领导在一块的,若真是哥哥栗旗尚的话,他可是在国民党常行那面更需要谨慎。
栗旗书原来在黎城县是警局领导,黎城县第一次被日寇入侵后,他就随牺盟会领导离开了县城到了平顺东面游风约,后来便到了地委做起了保卫工作,这也是他的工作习惯。
侯国英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头疼,许是吃风了,裹块头巾好多了。
侯国英说:“既是这样就休息休息吧,还强撑着去干啥,又不少你那一趟。”
栗旗书说:“这点小事就请假休息,那我还有脸跟在领导们身后,人家在前线跟鬼子拼命的同志们是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算什哩。”
提起轻伤不下火线,侯国英就在一路上讲述他跟他的那些伙伴们是如何在三七年二月徒步到省城去找青年抗敌决死队的。
“那可不是只是冒点风寒的事,一路上连饥带渴,晚上受冻,什么苦都尝遍了,白天赶路一瘸一瘸的,脚底下的血泡生疼的要命,晚上春风毒似虎,刺骨的冷,顿顿还吃不上东西,在山上野地挖吃草根,都生病了,大家几乎病死在路上回不来家。”侯国英感慨地说。“要不是那个铁了心的干革命精神,是一定回不到省城的。”
大家的话匣子开了,也不再顾及什么了,栗旗书就讲述他们当年参加天门会的事,也是津津乐道地讲个不停。不知不觉就接满了煤挑子返了回来,不感到一点点劳累。
栗旗书却没有忘记证实一下到底有没有哥哥栗旗尚的事,结果白白谎称头疼裹了一路头巾,没有看到他上次看到的那个酷似栗旗尚的那个人。
他们到了黄花水村外时,忽然从对面山上冲下来一队扛枪的,说是常行保安营的,将他们围住,说要查良民证。
大井划界后,这里已经属于界北地区,界南的来查什么良民证?分明是来找茬的。栗旗书一下子警觉起来,不自觉地摸摸怀里的枪。
从山上下来的队伍至少有一个排,他们手里都有枪,显然斗不过他们。
大家都随侯国英放下挑子,谁也知道硬拼不行,只有见机行事。
“你们往哪挑煤?良民证?”一个过来问道。
周刚忙上前说道:“老总,我们是东井岭一带的,挑煤往东山卖,挣点脚力钱,买点过冬的棉衣穿。”说着从身上欲掏良民证。
哪有良民证?栗旗书明白周刚要干什么。
“喂,老总,我这里有。”栗旗书朝周刚过去,同时从身上掏出一把晋钞来在手里摆弄。
栗旗书知道周刚那样做是想“擒贼先擒王”,可是他明明白白看出来那个不是头,那个头他已经看准了,还在队里指手画脚。
查“良民证”的那个至少也是个排副,他见周刚手里拿着一叠“票子”过来,也不敢做主是该收不收,边扭头朝队里看。
队里的那个许是“排长”的不自觉地走出来,栗旗书急忙举着“票子”朝他过去道:“老总,查什么良民证,我们就把所有的挣头和本钱都孝敬您吧,放我们走就是。”
那排长也是见钱眼开,他凭借自己的一个排还在乎几个担脚夫,没想到这两个后身是“孤注一掷”,先给他这个头来个下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