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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末的京师又下了最后一场残雪，下到最后就成了淅淅沥沥的雨水，潮湿冷冽。
大内宫人太监来来往往，终于有一双脚步停在了奉天门之东的文渊阁里。东庑之南的文渊阁，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阁子里最显眼的就是正厅的孔圣暨四配像，开户于南，以用藏书、编书，而此地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比如说高皇帝就常常“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
后面还有好几座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
李公公拿着便笺进了阁子，倒也没急着找书，而是先把靴子脱掉，细细擦了手上的雪水，才慢慢搜检起来。他刚刚挑了两本《周礼》，忽然听到了阁子里还有窸窣的声音，抬眼一看不由惊讶道：“哎呀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杨编纂！今儿大休，您怎么没家去啊？”
杨士奇也看到了这位皇帝身边伺候的内侍，脸上不由露出了亲切的笑容。他停下笔，道：“是李公公啊。”他捂着手哈了哈气，笑道：“我没有家口，只好把功夫花在这这编纂的工作上了。今儿陈编纂也跟我换了班，我就过来审审稿子。”
要说这李公公也是个妙人，给自己倒了杯热茶，也给杨士奇倒了一杯，端着茶凑过去仔细一看，恍然道：“哦，钱塘财赋啊，我看看，洪武十二年以前的，这文书可老了，杨编纂找起来也不容易罢！”
杨士奇微微笑道：“是不太容易，只是要查阅这上头几句话，添到实录上去，您知道，实录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要说杨士奇如今果遂所愿，等到了被王叔英举荐的一天，他早在去岁八月的时候，就被王叔英举荐做了学府教授，之后王叔英被方孝孺举荐入京，做了翰林院修撰，还是立刻提携了他，因为此时皇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在王叔英的力荐下，杨士奇居然从一个逃犯一跃而成了实录编纂官员之一——然而这种编纂官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就被遣散了，毕竟修撰和编纂，是天上地下之分。
翰林院修撰和编修，是正经的官职，掌修国史，掌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这正是王叔英所任的官职；而杨士奇这个“编纂”，就是服务于修撰之下，很多累人的活，比如查找资料、搬运图册这样的事情，自然是编纂去干，他们就像是六部吏员一般，而六部吏员也比他们正式，这就好比是正式工和外聘员工一般的区别。
杨士奇自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所做的就是要谋求长久地留在这里，而不是等待《太祖实录》编纂完成之后就被遣散。
李公公乃是此时太监之中，少有的识文断字之人，所以直供殿前，然而新帝和高皇帝一样，对他们还是防范比较严格，所以李公公依然什么权力都无，不过好歹因为他识字，所以皇帝要派人来文渊阁找书的时候，都会遣他来。而李公公来文渊阁里无数次，见到的最多的人就是这位杨编纂了。
“您真是辛勤，”李公公倒也佩服，感慨道：“要我说，陈编纂他们的学问，都不及您啊，上一次我还见到陈编纂将‘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一句接到了‘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之后，也不知道陈编纂的《诗》是怎么学的。”
从全国各地召过来修纂实录的“诸儒”，学问水平的确是良莠不齐，杨士奇便微微笑道：“陈编纂怕是想到《大学》里去了，李公公就不必追究了。”
《大学》里的确有这几句——《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无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可《大学》里也不是这么接的，”李公公看杨士奇不以为意的模样，道：“您也真是心宽，陈编纂他们的活儿，都交给您了，您一人也不嫌累，都给揽过来了。”
李公公便道：“听闻前日，史馆考试了是不是？以杨编纂的才能，自然松松过关；只是那滥竽充数之人，怕要颜面扫地，哪儿来的打哪儿去喽！”
像杨士奇这样从民间征召来的“编纂”，并不归属翰林院管辖，而是统统归属史馆。史馆此时还没有归属翰林院，所以是个单独的机构，而李公公所说的考试，就是由礼部尚书张紞主持的鉴别良莠的考核，朝廷也意识到史馆中的人才有优劣之分，所以让善于识人的张紞来考察。
张紞此人，在当上吏部尚书的六个月时间里，提调官吏，无一不是人尽其用，皆当其才。李公公也是听闻了张紞的眼光，所以知道这一轮考核，必然能选出真正的有识之士，就像眼前这位杨编纂一样，学问高，又会做人。
会做人的评价，李公公见识的人多了，绝不会轻易送人这样的评价，而这位杨编纂，因为从来不在人后说人不好，而听到或者见到人的过失，也从不多说一个字，得到了他的好评，而且他不像其他眼高于顶的官员，见到太监都是呼来喝去不当人看，这我杨编纂就十分和蔼可亲，话也说得体贴，他自然愿意结交。
“李公公，”杨士奇注意到李公公手上的书，便问道：“皇上让您来挑《周礼》啊？”
“可不是吗，”李公公弹了弹书页，有些烦躁道：“皇上现在不是和方先生天天论周官法度吗，只要方先生来，我就得把腿跑断，今儿倒还略松了，黄先生和齐尚书来了，我才能跟您说这么会儿的话。”
李公公嘴里的“方先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方孝孺了，早在洪武年间，因为高皇帝的“三不用”，就让他声名显著，而新帝一即位，就从蜀王那里征召来在蜀地讲学的方孝孺担任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新帝都要向他询问。而且因为新帝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方孝孺让他讲解。甚至临朝，百官奏事的时候，皇帝有时都会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
皇帝和方孝孺几乎每日相见，一见就是几个时辰，讨论的都是上古的周官法度，一心要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对两个人来说是这样——一个就是李公公了，因为方孝孺每次和皇帝讨论周官法度的时候，都要援引有关《周礼》的许多书籍典故，而皇帝每次都命他跑来文渊阁查找，而每次方孝孺提到的典籍还都不一样，比如前几天要找的贾公彦的《周礼疏》，郑玄的《礼记正义》等等，他每次都跑断腿，因为文渊阁藏书太多，他查找不易，耽误了时间，还差点受罚。
要说文渊阁有多少藏书，要看文渊阁有多少书架，书架是按千字文排序的，共有天、地、元、黄、宇、窗、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整整五十六种编号，每一个编号对应三十个书架。
比后世的天一阁如何？这要是叫张昭华来看，她虽然见识过天一阁的藏书，但是她也知道偌大的天一阁只有三十二种书籍编号，这个被称作民间最大藏书楼的地方，却比文渊阁少了整整二十四个编号，可见文渊阁书籍浩如烟海了。
更叫李公公苦恼的是，这个方孝孺吧，学识太过广阔，他除了要李公公费尽心力找书，还要找不同刊印的版本——有的是国子监刊印的，有的是私家书坊刊印的，李公公倒也是服了这个方先生，每一个版本那细微的几个字的不同，他全都清楚！这就更造成了他寻书的困难了，还要看是哪个地方刊印的，比如说方孝孺说，要洪武十二年江陵文翰书坊刊印的某一本，那可真能让李公公找一两个时辰，有时候都能找得头晕眼花，气得他在心里腹诽不知多少次。
这是李公公的不满之处了，而杨士奇听闻方孝孺促使朝廷依据周礼更定官制，也是十分不解。
其实在刚开始确定要更改官制的时候，杨士奇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改制起源于一个月前，寿州训导刘亨的上书，书中这么说：“文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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