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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并为一品；国子祭酒师表天下，不当在太仆下。”
六部尚书官秩仅为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师傅保外，文臣的最高品级，是低于五军都督府武将的品秩的，而国子监祭酒这样为万世师表的官职，品秩居然低于为皇帝养马的官员，这自然是不对的，而高皇帝之所以如此设计，其目的还是为了压抑大臣，确保纲纪政令出于天子，天子威福不移。
高皇帝需要的是帝王的家奴，也视百官群臣为帝王家奴，这些家奴可以由天子随意处置，或者罢黜，或者廷杖于死。而高皇帝开创的廷杖，使大臣身心遭受肆意摧残折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正是廷杖惨烈之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新帝亲眼所见，而深为不赞同的。大臣当有大臣体，刑不上大夫乃是古训，所以奏疏报上，不光文官认同，新帝也十分赞同，想要通过提高文臣的地位，实现他倚任大臣治国的想法。
只是什么时候，这更定官制变了方向，不进行制度上的实际变革，而是开始调整官职名号起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察院改为御史府，通政司改为通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六部侍郎改为六部侍中，太常寺卿改为太常卿等等，简直就是慕古标榜，什么实际意义都没有，但是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改革，每天都在进行，今日定了这个名字，明日改了那个勋阶，甚至连三大殿六宫的匾额名称，也要改掉。
这些也就罢了，教杨士奇看来，也无关什么大碍，总理官职名称改革的方孝孺说白了是个老儒，以他的字就能看出来，方孝孺字希古，就是希慕古圣先贤之意，他言功业，则以伊尹周公为准；言道德，则以孔子孟子为宗。只是最近他还听闻了一个消息，这让他非常难以置信。
“李公公，”杨士奇斟酌词句，小心问道：“外间有传言说，方先生向陛下进言，要恢复井田制——不知公公侍奉近前，有无闻听此事？”
“唔，实话说，”李公公闻言一震，道：“还真有这事儿。方先生考据古今，说恢复周朝时候的井田，就能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
所谓的井田制，就是将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一个人耕种大约一百亩。而井田制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也就是周王左右，周王把土地层层分赐给诸侯，诸侯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再赐给子弟臣属。而所有的受封的人，对土地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买卖。
井田制这个东西，放到后世，是个初中生都学过，它是逐渐瓦解了，不是因为周王室衰微，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提高，铁器使用，耕牛推广后，耕地面积增大，这些新耕出来的田，就不属于周王室了，封建地主在自己的私田上招募百姓，给更多的粮食，人人都不肯耕种公田了，私有制和公有制比起来，是个人都知道选哪个。
土地买卖和私有制，行到今天，居然要重新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现在的人不知道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的区别，但是不妨碍国朝是有有识之士的，很多人都反对这一改革，认为这是“画饼充饥、贴符止病”之举，连方孝孺的好友，也就是推荐杨士奇入朝的王叔英都十分反对，认为要在国朝施行井田制，简直是“倒行逆施”，井田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
纵观新朝改革，不外乎法先王、获民心、求长治这三项；法先王就是托古改制，获民心乃是宽赋省役，求长治是削藩。然而这三项，全都引得众议纷纷，因为官职官秩乃是高皇帝所定，新帝“法先王”，法的不是高皇帝，居然是上古帝王；宽赋省役倒是不错，只是这一条里，还加了裁撤冗官，而裁撤的全都是课税司如盐课局、茶课司、盐引所、河泊所，看样子是减轻了百姓负担，然而其实是宽松了商人的口袋，掏空了国家的腰包，长久下来，绝不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后一条削藩，叶伯巨在对高皇帝的奏疏里批评高皇帝是“求治太速”，如今也可以用来说说削藩之举，削藩一开始就没有确切的名头，说周王谋逆，查都没查，立刻流放，操之过急，其他藩王看了，难道不会在心里嘀咕：“若是不举兵，则祸将集门”，那岂不是要逼着藩王造反，重复汉七国故事吗！
杨士奇想来想去，不由得越发积了胸中块垒，他人微言轻，说的话没人听，但看朝廷如此施行，实在令人失望，不过他心中却是羡慕方孝孺的，方孝孺是“逢其时”，遇到了肯对他言听计从的明主，只是他目光短浅，乃是个见识迂阔的腐儒，越是受到倚重，越是慷慨任事，却越是误国殃民。
李公公那里挑了书，又跟他闲话几句，便要打算返回了，却忽然见到本该是休息的陈编纂急匆匆跑进了文渊阁里，边跑边道：“士奇兄，成绩出来了，你是榜首啊！张大人请你过去，要见你呢！”
这成绩就是吏部尚书张紞主持的考核成绩了，李公公知道杨士奇才学高人，却也没想到杨士奇居然位列第一，不由得哈哈笑道：“恭喜恭喜啊，杨编纂，你马上就要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
而飞奔进来的陈编纂也上下打量着杨士奇，啧啧道：“张大人看了你的卷子，说你不应该是以经史选官，你卷子里，写的难道不是经言？”
卷子考得就是经史，然而张紞却认为杨士奇这份卷子“非经生言”，可见杨士奇卷子里应该写了其他的东西，又或者，张紞从他的卷子里，看出了什么东西。
就在陈编纂带着杨士奇匆匆赶往吏部大堂的时候，吏部尚书张紞还在和同僚商定官制一事，因为他也是更定官制的负责人之一，他在云南辅助沐英、沐春，前后十七年的时间，云南所有土地贡赋、法令条格皆是他亲自拟定的，连云南民间丧祭冠婚，都是他根据中土与云南本土风俗，定下来的制度，滇人都遵从他的制度，这是他最大的政绩，所以新帝即位，立马用他做了吏部尚书，就是成为改革制度的前锋。
他送了同僚出去，就见刚才提笔将他们商定的事宜记录下来的吏部小吏张祖皱着眉头，似乎有话要说。
“有什么，你就说吧。”张紞挥挥手，张祖也是个有才能的人，在吏部也做了挺久的吏员了，有些事情，他也很有见识。
“部堂，”张祖放下笔，道：“高皇帝立法创制，规模甚远。如今一朝天子，就要改换，而改换的东西，又未必胜过原先，徒然耗费人力，愿大人明鉴。”
张紞心中一顿，他何尝不知道新帝如今的改革，尤其是官制上的改革，出自慕古，其实无用。然而他既然被任用来改革，若是不能贯彻上意，新帝又用他来干什么呢，他岂不是又要回到云南蛮荒之地，去教育愚民了吗？
“你还是别说了，”张紞道：“这是皇上的意思，在朝诸公都劝不住，我又能如何呢？”
他说着唯恐张祖还要说话，便道：“你把那史馆的卷子拿出来，榜首的卷子，我等会要见他。”
他从这位杨士奇的卷子里，看到了许多经世之道，这根本不像其他卷子，都是高谈阔论经史，脱离了经史，就什么有用的都说不出来了，所以他看到杨士奇的卷子，就好比从“明经”卷子里，挑出了一张“进士”卷子，自然眼前一亮。
明经就是儒家经典，只要通晓那十几本书，前后就跟默写一样，大抵就能考中，而进士之所以为人所重，写出的文章称为“策论”，其实乃是天子问策于人，进士之言与国计民生相关，每一篇好卷子，都可谓“国策”，表达的是个人对国家实事看法，以及个人在政治上的理念，自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杨士奇在史馆考试中，用一篇“周冕”，写出了武王周公之治，而武王和周公，是相同，而又决然不同的为政之道。
这叫张紞看来非常了不得，再一打听这人，居然是被翰林修撰王叔英推荐上来的，而当时王叔英给他的评价，居然是“王佐才”，果然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张紞便要看看这个“王佐才”，是什么样的王佐之才了。